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朝代，由赵匡胤建立，公元960年，后周政权的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发动了政变，迫使周恭帝退位，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北宋政府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五代十国以来造成的生产衰退的状况迅速改变，北宋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封建帝国。
一、北宋开国
赵匡胤在拥立郭威当后周的皇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遂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后周广顺三年（953），郭威派赵匡胤到滑州充任副指挥使。此时正赶上郭威的养子柴荣 [17] 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柴荣和赵匡胤曾在军中共事数载，深知赵匡胤英武、机灵，就把赵匡胤留在身边，让他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
显德元年（954），郭威去世，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六月，柴荣在开封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军国大政只好由大臣决断。此时，赵匡胤已经掌握军队大权，还把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与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赟、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赵光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剌史派员进开封向朝廷送来紧急战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大军掠境，请求朝廷出兵御敌。宰相范质、王溥未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前往抵御。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划黄袍加身，逼柴宗训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这就是陈桥驿兵变。
在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于是自宋朝建国伊始，赵匡胤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北宋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三国，又于开宝八年（975）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朝，后灭北汉基本统一全国，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皇位夺得后，如何长期保持住而不被另外人夺去，这乃是赵匡胤所关心的问题。赵普认为，五代以来“兵革不息，苍生涂地”，是由于兵权不在皇帝手里。赵匡胤对反复无常的禁军将领的心态，也深有体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必须集中军权，把分散在将帅们手中的兵权收回来。961年，赵匡胤与赵普共同谋划，演出了一幕有趣的戏——“杯酒释兵权”。
这一年的七月初九晚上，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当大家尽兴畅饮、将醉未醉之时，赵匡胤屏退左右，对众将诉说自己的“苦衷”。他说：“我如果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决不会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做皇帝也太艰难，远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乐。我常常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石守信等起初不明白赵匡胤的真意，忙问：“这是为什么？”赵匡胤继续说： “这很容易理解。皇帝的位置，哪个人不想要呢？”石守信等听了此话，这才明白，都连忙惊恐不安地叩头说：“皇上，您为什么说这种话，如今大局已定，天命难违，谁还敢有二心？”赵匡胤接着说： “不尽如此！虽然你们没有异心，但是如果你们的部下要想得到富贵，一旦他们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不愿做皇帝，能行吗？”这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们，皇上就是怕将领们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伎。
当时，赵匡胤已先发制人，控制了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只得顿首涕泣向皇上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于是用享乐人生观安慰他们说：“人生之短促，如白驹之过隙，我们贪图富贵，不过是想多积蓄金银，能享受无穷的快乐，使儿孙后辈无贫乏之忧罢了。你们何不释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置立永久不动之业； 多添置歌儿舞女，天天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联姻结亲。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赵匡胤明白无误地向他们指明了生路。
第二天，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就以“病”为由，请求解除军权。于是，赵匡胤封原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原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原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原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他们被卸去了一切军职，赵匡胤达到了他的目的。
为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局面，赵匡胤认为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入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藩镇手中拿过来。“杯酒释兵权”就是他收取兵权的一项重要手段，从此，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
在“杯酒释兵权”的基础上，赵匡胤为进一步紧握兵权，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枢密院掌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枢密使分掌宰相的军政大权。同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去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又称“三司”），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且时常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但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须听命于枢密院。另外，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样一来，军队再也不能成为将领的私有物，武人也再没有资本专横跋扈。
赵匡胤将兵权收归皇帝一人之手，这对解决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北宋时期外患频仍，对辽、西夏的侵扰无力防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澶渊之盟
生活在东北的契丹人对于开发祖国的边疆作出过不少贡献。公元916年，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奴隶主政权——契丹政权，在我国北方出现了。创建这个地方政权的是耶律阿保机，史称辽太祖。契丹不断向南扩张，吞并幽州、云州等地，改今北京城西南的幽州为南京。940年，辽太宗耶律德光迁都南京，并于947年将契丹政权改称为“辽”。辽朝建立后，仍不断向南扩张，因而与宋朝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宋朝为阻止契丹的南下，在边区开辟水田，由1.8万多名士兵进行屯田。但这种消极的防御，并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兵的袭击。1004年，宋、辽政权之间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
这一年为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领20万辽军大举南下，来势凶猛。他们绕道保州（河北保定）、定州（河北定县），长驱直入澶州北城（河南濮阳），准备渡河南进。北方州县告急文书，一天数次，传到开封，朝廷大为震惊。宋真宗常常夸口说，如果契丹大军进攻，他一定 “亲征决胜”，此时却面有难色，拿不定主意。朝廷诸官，也众说不一，主张各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要求皇帝幸成都。这些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贪生怕死之徒的主张遭到宰相寇准的极力反对，他力排众议，坚持请宋真宗亲自出征，以打退辽兵的进攻。他认为：“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另一位年长宰相毕士安亦同意真宗亲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王钦若被调出朝廷，出镇大名（河北大名县），真宗决定亲征。
宋真宗从开封出发，一路观望不前，行军迟缓。在寇准多次催促下，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当时，澶州跨黄河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排列组成一座浮桥，是南北往来的通道。宋真宗到了南城，却不愿过河。由于寇准和禁军将领高琼的再三请求，真宗勉强到达北城。当真宗的黄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一齐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可见北宋军民的抗辽斗志。
当时，集结在澶州周围的宋军有几十万人。辽先锋萧挞览率游骑进攻澶州，为宋军床子弩射中，当场阵亡，辽军士气大挫。同时，杨延昭统帅的著名的“杨家军”又在广信军（河北徐水东）截住南下的辽兵，他上书要求北宋朝廷团结军民，收复失地。他认为辽孤军深入，抢去的财物都留在马上，军队虽多，而人马已经困乏，只要宋军合力反击，完全可以打败敌军。但宋真宗面对人多势众的辽军，仍缺乏进攻的勇气和决心。毕士安到达澶州后，又力劝真宗厚贿契丹，以求达成和议。在北宋军民的合力反击下，辽兵处处被动，此时更深感孤军深入，犯了兵家之大忌，于是，也想利用和谈，取得军事手段所得不到的东西。
于是宋辽开始议和。辽声明此次进兵是为了索求周世宗在位时所占的“关南地”，宋严词拒绝，但宋真宗同意满足辽在物质方面的需求。经过几次交涉，双方终于订立盟约，其主要内容为：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二、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 三、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交侵，逃亡越界的人，双方立即遣还。澶州又称澶渊，这次盟约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充分暴露了北宋皇帝的昏庸无能，但它在宋代的对外关系史上还算是光辉的一页，这个盟约对当时宋辽交界地区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于天禧五年（102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江西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州地方官，宝元二年（1039年）在任江宁府（南京市）通判期间去世。王益在各地任地方官时，压制豪强，关心人民疾苦，给年轻的王安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年的王安石，恃才傲物，能文善赋。22岁中进士，27岁被任鄞县（浙江宁波）知县，作了一些政治改革； 后来担任舒州（安徽安庆）通判，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进入宦途的王安石，看到北宋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在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时，递交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对政治改革的意见和方法。
宋神宗即位以后，很想振作一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他的变法主张。1069年春，王安石开始了一系列变法活动。新法内容主要可分三类：
财政方面，为解救青黄不接的农民的燃眉之急，推行“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两次贷款，让民户自愿借贷，以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盘剥。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应兴修水利工程。为保证农业生产的足够的劳力，实行“募役法”，把原来按户轮充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为稳定物价和调节市场的需求，推行“市易法”，由政府拨出资金100万两，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市易法利用国家权力，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和操纵。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问题，实行“方田均税法”，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并按土质好坏分等，均定税额高低。
军政方面，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实行“置将法”，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为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实行“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阶级中有才勇的人作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
教育方面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经新义》的编纂和颁行。《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三部古代典籍重新加以注释，太学和州县学校用它作为主要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势。但由于变法触动了北宋官僚豪绅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和攻击。反对派以司马光、文彦博等统治集团内部元老重臣为代表。这些反对派主张保持国家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断上书皇帝，反对王安石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司马光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他写信给王安石，规劝他不要“生事”，即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也就是不要损害大官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太皇太后、皇太后也流泪告诫宋神宗，“王安石变法乱天下”。这些反对派的言行，动摇了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导致王安石两次被迫“罢相”，许多新法得不到及时执行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忧忿而死，年方10岁的哲宗继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除。次年，被列宁喻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江宁抱恨而死。
五、北宋后期政坛斗争
北宋后期，政府掌权者更换频繁，党派林立，政治局面十分紊乱。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国家大权操纵在太皇太后高氏手中，新法被完全废除，改革派官员被先后赶出中央政府，保守派一统江山。保守派又分成洛党、蜀党和朔党，为争夺政治地位，互相攻击，政局仍摇摆不定。
高太后病死后，哲宗亲政，明令继承神宗新法，新党章惇被任命为宰相，并重修《神宗实录》；而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旧党被罢免，已死的司马光也被夺谥，以文彦博为首的30余人被列为司马光的党羽，相继被贬斥。哲宗执政六年，主要精力放在打击旧党上，新法并未像王安石时期那样得到贯彻改进。
哲宗病死后，宋徽宗赵佶继位，实权却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反对派，故保守派又相继上台，变法派章惇等陆续被贬逐。投靠向太后的变法派曾布因协助向太后立赵佶为帝有功而被升任右相。向太后死后，旧党失去后台。曾布窥测宋徽宗有变法意向，重又打起变法派的旗号，但不久为蔡京所攻击而被罢相。从此，宋王朝进入黑暗统治的时期。
早蔡京年追随变法派，后又投靠司马光，废新法，复旧制。哲宗当权时，又摇身一变，成为变法派的急先锋，但并未受到重用。徽宗亲政后，蔡京在杭州结识了大宦官童贯，因为擅长书法，受到徽宗赏识，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乘机排挤曾布，最终爬上了宰相的位置。蔡京打着恢复新法的旗号，在尚书省仿效神宗的变法机构 “制置王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请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其实他是以 “新法”为名，行聚敛之实。他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人，称为“奸党”，并在文德殿门前树立“党人碑”，刻名其上。在全国各地，也纷纷树立 “党人碑”。为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许多并不是旧党的人也被刻在石碑上，成为打击的对象，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章惇等。这些人被取消了任职的权利，他们的子弟不准在东京开封及附近地区做官，有的子弟甚至不允许在京居住、到京城来等等。
蔡京和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最为宋徽宗所宠信。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做尽坏事，人们称之为“六贼”。“六贼”党羽不仅自己窃居要职，他们的子孙一个个也都成为高官。如蔡京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都同时做“执事、长官”。就是他们的仆役，也都先后成为官员，有的甚至做过“节度使”。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把宋神宗时期积累的财富挥霍净尽。他们公开卖官鬻爵，官职各有定价，如出钱500贯，可做通判。在搜括民财的同时，他们还大量霸占田地。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统治时期，封建秩序被破坏无遗，政治上一片黑暗。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编成歌谣传唱：“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1125年，金军南下，围攻太原，直逼开封。为了南下逃命，宋徽宗传位给太子，即宋钦宗。面对金兵，是和是战，北宋政府又展开一场争斗。主战派李纲率军逼退金兵后，宋徽宗又想恢复皇位，但宋钦宗不允，下诏将王黼斩首，李彦、朱勔、梁师成先后被“赐死”，童贯被杀，蔡京病死于贬所。宋徽宗先后做了25年皇帝，穷奢极欲，尽情享乐，最后断送了国家，自己也被掳往异域，做了他乡之鬼。
六、北宋末年农民起义
北宋末期，由于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南北各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与封建统治阶级展开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宋朝于是设立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搜罗大量的竹木花石，供京师建万岁山等皇家享乐之所，老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怨声载道。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组织群众，在青溪发动起义，要求“法平等”，追求光明的未来，追求平等的生活。方腊起义，深得各地人民拥护，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参加，起义不到10天，队伍就已近10万人。方腊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睦州（浙江建德梅城）、歙州 （安徽歙县）、婺州（浙江金华）、衢州、处州（丽水），并北上攻下两浙首府的杭州，共攻占3州60多县。曾一度攻到秀州（浙江嘉兴）及信州（江西上饶）等地区，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农民军所到之处，“劫取大家（大地主）财”，分散给农民。
对于这支强悍的农民军，宋政府惊恐不已。为了对付起义军，宋徽宗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一方面“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和“应奉局”，停运“花石纲”，并免去应奉局头子朱勔的官职，且下诏招抚方腊，妄图瓦解起义军； 另一方面，又调集原来用作夹攻辽国的聚集在京都附近的15万精锐的禁军和西北边兵，由童贯统率，兼程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
童贯带领的宋军渡过长江之后，分路指向杭州和歙州。各地的地方武装也纷纷起来配合宋军作战。由于农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和足够的武器，而且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过于分散，因而抵挡不住宋军的反扑，杭州、歙州相继陷落。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方腊和几十名农民军将领不幸被俘。八月，方腊在汴京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方腊起义时，两浙地区人民积极响应，先后举行多次武装起义：有台州（浙江临安）的吕师囊起义，永嘉（浙江温州）的俞道安起义，归安（浙江吴兴）的陆行儿起义，苏州的石生起义，兰溪（浙江兰溪）的朱言、吴邦起义，剡县（浙江嵊县）的仇道人起义等，遍及温州、台州、越州、湖州、苏州、信州（江西上饶）等地。方腊起义失败后，余部向浙东转移，与这些起义军相配合，坚持战斗。
当方腊起义之际，北方黄淮平原上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也在山东各地活动。宋江等先在河北发起，后从河北进入山东，转战青州（山东益都）、齐州（山东济南）、濮州（山东濮县）、单州（山东单县）一带，并到达江苏北部。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地主豪强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起义军武艺高超，作战勇敢，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流动战术，常常以少胜多，屡败宋军。1121年夏天，宋军镇压了方腊起义以后，陆续移师北上，进攻宋江起义军。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宋江等人被俘，起义也告失败。
在宋江起义军的影响下，宣和六年（1124年），山东、河北又爆发了黄河南北大起义。起义军多至万人或数万人，有的依据山险，有的凭借水泊，与官军斗争。其中，坚持最久的是山东梁山泊的渔民起义和高托山在河北的起义。他们虽然多次战败，却并未向官军屈膝投降，坚持斗争到底。当金兵入侵这些地区后，他们又与金兵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七、靖康之难
金兵灭辽之后，为追求中原的土地和财富，凭借自己强大的兵力和胜利者的威势，于1125年冬天，兵分两路，南下入侵中原。西路金兵由粘罕（宗翰）统帅，从西京（山西大同）直攻太原，遭到太原军民的迎头痛击，一时无力向南推进。东路金兵在翰离不（宗望）统帅下，由平州（河北卢龙）直攻燕京（北京市），并迅速南下攻掠邢州（河北邢台）、相州（河南安阳）、浚州（河南浚县）。黄河北岸的宋军，望风而溃，驻守南岸的宋军见来势凶猛，也不敢抵抗，金兵安然渡过黄河， 直逼北宋都城汴京（开封）。
北宋统治集团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为保禄位，主张屈膝投降，向金求和。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坚持抵抗，保护都城。宋徽宗惊恐万分，连忙传位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他改年号为靖康，带着蔡京等南逃。
广大民众和士兵，抗金情绪十分高涨，纷纷组织起来抗击金兵。汴京被金兵包围，宋钦宗为顺民意，不得不起用李纲主持汴京保卫战。全城军民在李纲的组织和指挥下，士气大振，各地援军不断到达，形势对宋十分有利。但宋钦宗和宰相张邦昌依然准备向金求和，为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宋钦宗答应向金割地、赔款，并罢免李纲。太学生陈东联络开封民众上书请愿，宋钦宗不得不放弃求和的主张。李纲亲自督战，守城将士越战越勇，河北、山东地区的义军又纷纷起来响应，孤军深入的金兵感到形势对己不利，于1126年初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宋徽宗又回到汴京，主降派又得势。李纲被迫离开都城，各路勤王师和民兵被遣散。北宋统治集团认为天下太平了，依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
金兵经过半年的休整，于靖康元年（1126年）的八月，趁天高马肥之时，再度分兵两路南下。东路兵从保州（河北保定）直逼真定（河北正定）。真定知府李邈先后上书30多次，恳求朝廷增派援兵，都遭拒绝。真定孤立无援，很快沦陷。之后，金兵又攻占庆源府（河北赵县），经恩州（河北清河）、大名府，在李固渡渡过黄河。西路兵攻破被围250多天的太原后，也抵达黄河北岸的河阳（河南孟县）。宋钦宗急忙派出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使者，前去金营割地求和。金军使者提出以“黄河为界”，宋钦宗立即应允，并写信给粘罕说“一一从命”。
尽管北宋政府割地求和，金军依然向汴京挺进。十一月二十五日，东路金军到达汴京城下，西路军也接着来到，再次围攻开封。宋钦宗急了，派人持蜡书到相州（河南安阳），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陈进为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率军入援开封，同时又诏诸路兵前来勤王。但为时过晚，是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攻入汴京城。
汴京城内，军民抗金情绪依然高涨，他们决不投降，拿起武器与金兵展开生死搏斗。宋钦宗却表示愿意投降，并亲自前往金营议降。金军向宋王朝索取“犒军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一锭五十两），银一千万锭，表段如绢之数”。尽管北宋政府百般搜括，仍只能交出1/10。金军在1127年正月促令宋钦宗再次到金营， 并将其扣押，声言必须交纳足数，才能将其放还。
这年二月六日，金军下令废除宋徽、钦二帝，令张邦昌另组伪楚政权。四月一日，金军撤兵北去，徽、钦二帝及全部俘虏亦被驱北上，宫中财物被掳一空，开封及其附近州县惨遭一次浩劫。北宋统治到此结束。史书称这次事件为“靖康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