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但又同时具有诗、文的不少特点，是诗、文的综合体。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来划分，可分为：一种以抒情为主，体制与先秦的楚辞相同，一般称为“辞”或“骚”；一种以状物为主，铺排摹绘，夸饰文采，称为“大赋”或“汉赋”。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抒情小赋”，篇幅比较短小、铺叙摹绘的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增加，是汉赋发展的新趋势。
1、西汉初期的辞赋代表人物：贾谊、枚乘
贾谊现存的赋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等。《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政途受挫、怀才不遇的苦闷：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仄(侧)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乌虖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鹗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嗟苦先生，独离(罹)此咎兮!
贾谊作品中思想的另一特征，是幽愤而后的豁达。如《鵩鸟赋》，表述了一种齐同生死、乐天知命的胸怀：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枚乘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的是《七发》。这篇赋作虚拟楚太子患病，吴客前往探视，指出其患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表示此病可以用“要言妙道”治愈。接着，枚乘便按照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以及“方术之士”的妙理高论七个方面，层层铺叙，启发太子，最终使太子“霍然病已”。
2、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汉大赋
把大赋这种文体推向创作高峰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以訾（钱财）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景帝不好辞赋，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
梁孝王刘武去世后，相如回到家乡四川临邛，生活清贫，投靠好友临邛令王吉。王将其介绍在临邛富户卓王孙家操琴。才貌双全的卓女文君曾许婚窦家，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司马相如仰慕文君，借琴音倾诉心曲，二人订盟，文君请父允婚，父不允，文君遂与相如私逃，返回家乡卖酒为生。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有一次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自己不能和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便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建元六年奉命出使巴蜀，作《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后因病免官，退居茂陵卒。遗留《封禅书》上奏武帝。
《子虚赋》和《上林赋》体现出来典型的汉大赋的特征，以直接而单纯的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遣词用语更加繁难僻涩。司马相如的小赋写得很有抒情色彩。如《长门赋》，据说为失宠的陈皇后而作。这篇作品借陈皇后废贬长门之事，抒发司马相如自己的悲凉感受，在抒情手法上也体现出来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
扬雄(前53～l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为人清静无为，不慕富贵，喜好深思。四十余岁前居蜀。成帝中至京师，得到召见，任为郎。经历了成、哀、平、新莽四朝。王莽时升为太中大夫。主要代表作有《蜀都》、《甘泉》、《河东》、《校猎》、《长杨》五篇大赋。《蜀都赋》开拓了京都赋的先河。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就是这一题材大赋的代表。
3、西汉中后期其他辞赋作家
刘歆的《遂初赋》是西汉后期较有特色一篇骚体赋作。据赋前小序，赋作的背景是刘歆受到排挤被贬为五原太守，上任途中，“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遂初赋》在写作上比较注意抒情手法的变化，能够借景抒情，将肃杀衰败的景象与作者遭逐而凄凉的心境合而为一。
东方朔的《答客难》曲折地抒写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郁不平：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则把士不遇时的孤愤，直接而强烈地表述出来：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4、东汉辞赋
东汉时期，辞赋创作仍然分骚体和赋体两种类型。初期的赋家继承前汉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风，以京都为题材，创作大量铺张扬厉的大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其代表。到东汉中期以后，以张衡《归田赋》为发端，赋体创作向着贴近现实人生、篇幅短小和抒情言志的方向发展。
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引起了朝臣“都洛”还是“都雍(长安)”的争议。这一争议也反映到赋的创作上，产生了一些“京都赋”类作品。其中成就最高、影响巨大者，是班固的《两都赋》。《两都赋》不再以苑囿田猎、宫殿景观、山川物产之类的内容为主，而着重写京都，尤其是铺叙京都观念。在思想旨趣上也摆脱了西汉大赋通篇铺叙摹画而“曲终奏雅”的模式，加强了讽喻劝导的篇幅。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汉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在赋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作家。其《二京赋》成为汉大赋的绝响，《归田赋》则开辟了东汉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京赋》是仿照《两都赋》写成的大赋作品。它所表达的某些思想，较之以前的大赋，似更切近现实。文中除描绘苑圃、田猎、宫室等等外，还把商贾、游侠、辩士以及街市、百戏等市井万象写入赋中，展示了一幅都市生活全图。《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全篇只有四十句，语句清丽流畅，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情志，个性鲜明。它的出现，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