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如今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
《吕氏春秋》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秦国文学较有成就的是《吕氏春秋》。它由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而成，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吕氏春秋》是杂家著作，主要包含了道、儒、法、阴阳家的思想成分。它文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在阐述某个道理或思想时，往往采用一组寓言故事，从不同的侧面予以说明。如引婴投江：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婴儿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孩子的父亲尽管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
【哲理】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是本领的获得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先天的遗传。二是处理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对象不同，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李斯
《吕氏春秋》而外，留存下来的秦代散文，只有一部分奏议和刻石文，奏议以李斯所作较具文学色彩，刻石文也多出于李斯之手。李斯(?～前208)，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公元前247年入秦，因说服秦始皇统一六国，拜为长史、客卿。秦统一，李斯为丞相。设立郡县，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下令焚书，倡导“以吏为师”。秦始皇死后，李斯随同赵高假造诏书，逼迫太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帝，即秦二世。李斯后被赵高诬陷入狱，腰斩于咸阳。
公元前237年，因韩人郑国为秦修建灌渠之事，秦国大臣提议驱逐外来的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上书秦始皇，指陈逐客的错误。这就是著名的《上书谏逐客》(或称《谏逐客书》)。
1、西汉初期的散文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曾受学于李斯弟子河南守吴公，因吴公举荐，文帝召为博士，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年轻气盛，对政权建设多有建议，遭到一些老臣的嫉恨。文帝三年(前177)，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四年后，被召回京，拜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二年卒。
《论积贮疏》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过秦论》是贾谊最负盛名的史论散文，它深刻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将其归结为“仁义不施”。文章纵论自秦孝公到子婴一百五十余年间秦国由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重点铺陈渲染孝公、惠王、武王、秦始皇执政时期秦国的强大和秦始皇、秦二世的残暴寡仁，充分说明“才能不及中人”的陈涉，所以能够“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奋起攻秦而“天下云集响应”的原因。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的神采。
晁错(前200～前l54)，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文帝时为太常掌故，受诏从伏生学习《尚书》，拜太子家令。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因力主削藩，得罪诸侯大臣。七国之乱时，景帝为缓解矛盾，将晁错腰斩。
晁错的散文，切实中肯，说理深刻，擅长分析。名篇《论贵粟疏》，以有力的论据，说明轻赋役以劝农功、贵粟而贱金玉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在写作手法上则具有鲜明的战国策士的纵横风气。如：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2、西汉中后期散文
从汉武帝即位到西汉末年，汉代的文学与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武帝初年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也出现了言必称经，以阴阳灾异论政议事的新特点。其中，以董仲舒和刘向最具有代表性。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附近)人，主要活动于景帝、武帝时期。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董仲舒在今文经学上贡献巨大，被称为汉世“为群儒首”。著有《春秋繁露》，《汉书》本传中还有作于武帝初年的《天人三策》。这三篇对策，一策倡教化而轻刑罚，二策主张黜奸选贤、教化爱民，三策主要阐述其天人相应、“大一统”等核心思想。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初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东)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散文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两书都是采集群书中的逸闻琐事编撰而成，寓含劝戒训教之意。如：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接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日：“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此也！”（黔敖）从而谢焉。（饿者）终不食而死。（《新序·节士》）
西汉中后期，也有与董仲舒、刘向截然不同的文风。较著名者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报任安书》抒发了作者无辜而遭腐刑的不幸和内心的痛苦愤懑，说明自己忍受耻辱以实现著史理想的夙愿。《报孙会宗书》表达了自身遭际的愤慨，婉转而深沉地表述了作者退隐的决心。桓宽著有《盐铁论》。全书以史为鉴，直切时事和政策。在写法上采用对话体，诘难辩驳，简洁犀利，文风质直平实。
3、 东汉文学及散文
东汉文学新的变化和发展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西汉末年兴起的图谶之学，曾给光武帝刘秀以很大帮助，当权之后，他继续借助图谶来巩固政权，所以在东汉前期的文化政治领域呈现出一股浮妄、神异的图谶之风。这种风气反过来激发出一批士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王充（见右图）为代表，桓谭、郑兴、尹敏等人写下了大量追求真实，力排虚妄的文章。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一些士人清议时政，他们的文章往往体现出求实的鲜明倾向，有激情，也颇具文采，如王符、崔蹇、仲长统、朱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