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天道不说话，而万物却能顺利生长，年年有所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掌握四时、五行的天官们使风雨调畅的结果。皇帝不说话，而人民和睦相亲，四方万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三公商讨了治国纲要，六卿职责分明，伸张了皇帝的教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国君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贤相名臣善于治理国家的，从皋陶、夔到房玄龄、魏征，是屈指可数的。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劳不懈。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连卿大夫都是如此，何况宰相呢！

    【译文】朝廷从建国初即沿袭前代的制度，在丹凤门西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务。当朝见之所的门楼上映着一线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启行，仪仗队的灯笼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驾到，马车铃声叮?，富有节奏。这时宫门未开，玉漏声残，侍从撩开车上帷盖，主人下车到待漏院暂息。在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译文】或许在想，百姓尚未安定，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各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考虑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未息，怎样使它平息；田野荒芜，怎样使人们去开垦。德才兼备之人尚未任用，我将推荐他们；奸人在朝，我将贬斥他们。气候反常，天时不正，灾害一次次发生，我愿意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灭害；各种刑罚未能废止不用，欺诈行为不断发生，我将请求施行文德教化来矫正这些人。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宫。宫门开后，善听各方意见的天子离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世风清明安定，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这样，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优厚的俸禄，那就不是侥幸而得，而是完全应该的。

    【译文】或许在想，我有私仇未报，考虑怎样斥逐仇敌；有旧恩未报，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考虑着金钱美女，怎样到手；车马玩物，怎样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如何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怎样罢斥他们。三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忧虑，我便考虑怎样用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枉法，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怎样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他为私事思绪纷乱，强自坐着假睡。宫门开了，金殿上龙目四顾，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动摇。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应该的。

    【译文】因此可以懂得，一国之政，万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难道可以不谨慎以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名声，也没有好名声，随波逐流时进时退，窃取高位贪图利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译文】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写此文，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诫执政的大臣。

《待漏院记》的文章结构和艺术特色

    本文大约写于宋太宗淳化初年（990—991年），作者兼任大理寺判官的时期。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总结封建官僚统治的经验，实行贤明吏治，安定社会秩序。

    文章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三种宰相的形象：贤相忧国忧民，“勤政”、“修德”；奸相“私心慆慆”，“巧词”、“谄容”；庸相“窃位苟禄”、“旅进旅退”。辞气严正，褒贬鲜明，处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锐气。

    全文中心突出，结构细密，章法井然。

    第一段，以“天道”、“圣人”对起，从大处着墨，先提一“勤” 字，引起“待漏”之意。第二段，说明设置待漏院的用意，重点突出宰相的“勤政”。末句轻轻带出“有思”二字，领起三、四段贤相、奸相之“思”，上下段衔接，极其自然。末段随手拈出“庸相”，不但可为后世垂戒，也使行文摇曳多姿。三、四两段，写贤相、奸相，一反一正，都分为八个层次，两两相较，层层对比， 泾谓分明。

    文体骈散相杂，错落有致。不少骈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如“北阙”对“东方”；“向曙”对“未明”；“煌煌”对“哕哕”；“金门”对“玉漏”， 等等。三、四段几乎全是骈句，先用两个“思”字，又转用两个“何以”、两个“我将”，使句法于整饬中见变化，遣词造句，颇见功力。“相君启行”八句，忽作韵语，描写宰相入院之景，绘声绘色，逼真传神。

    王禹偁文章内容的积极和艺术表现上的成功，给宋初文坛带来了新鲜空气，此篇也成了千古名作。

作者简介
一、王禹偁生平
    王禹偁（954—1001年），宋代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徙蕲州，卒，年四十八。

二、王禹偁的文学成就
    古文方面，他是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他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

    在诗歌方面，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许多诗歌表达了对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的同情，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

文中人物

    本篇就是王禹偁为待漏院作的记文。古代以铜壶滴漏计时，朝廷大臣清晨上朝，要先在皇宫的南门朱雀门（丹凤门）外等候，须待铜壶漏尽方可入朝，所以朝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就叫待漏院。自唐朝元和初年开始设置，宋代沿袭下来。

    本文作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冬，王禹偁为大理寺评事任上时。作者没有像其他堂、庙、亭、院的记文那样，对建筑环境、建造堂、亭的过程，建造者以及建造因由等方面加以记述，而是“借题发挥”，告诫宰执大臣的政论，向他们提出了“勤”和“慎”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以达到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国富民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