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统治者为了钳制文人的思想和网罗人才，大力实行八股取士，大兴科举。八股以代古圣人立言的形式，将文人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的范围内，禁锢了文人的思想自由。这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他们为了跳脱八股的圈子，走上了模拟复古的道路。在这些作家中，宋濂、刘基、高启成就较大，是明初的代表作家。
明前期诗歌和散文
宋濂(1310一1381)，字景濂，号潜溪，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人。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传记散文成就尤高，《王冕传》、《送东阳马生序》、《环翠亭记》等都为后世选家所重。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他博通经史，学识渊博，并精象纬之学。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郁离子》是他的一部寓言集，著名的寓言杂文《卖柑者言》，内容浅近，形象地揭露了元代那些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高启少年时即有才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时人比为初唐“四杰”，高启为之冠。元末时隐居青丘。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擢户部右侍郎，不受。后来被朱元璋腰斩于市。有《高太史大全集》。由于有贫寒的境遇，写出了《牧牛词》、《田家行》一类同情和关心民众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明皇秉烛夜游图》极意描写唐明皇沉酣洒色，忘怀国事，终于酿成安史之乱，诗中之铺叙，多含讥讽。他的写景抒情诗豪放不羁，感情真挚动人，《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此类代表作。
台阁体、茶陵派、于谦
从永乐到弘治前后百来年，明代政治比较安定，诗坛上风行的是由宰辅权臣“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三杨”为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除撰写朝廷诏令奏议之外，大量写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歌，形成了一股形式主义文风，当时能不为“台阁体”所囿者是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任御史，后历任河南、山西巡抚等职，居官清廉。他的咏物诗《石灰吟》、《咏煤炭》追求的是一种献身的思想境界，成了后人的座右铭。于谦任地方官时，在巡按视察中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他的《出塞》是他一系列反侵略、爱祖国的诗篇代表作。
成化、弘治年间，诗坛上出现了一位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人物李东阳和以他为领袖的“茶陵派”。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以台阁大臣的地位主持诗坛，海内称为西涯先生，颇有声望，追随的很多，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领袖的诗歌流派。因李东阳是茶陵人，故此派被称为“茶陵派”。茶陵派诗人还有谢铎、张泰、陆钱，以及李东阳的门生邵宝、何孟春等人。
明中叶后的诗歌和散文
明中叶以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复社爱国主义作家。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学传统，提出一定的文学主张，表现一定的创作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直到明亡才告结束。这种现象，是明中叶以后，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政治上的分化和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唐宋派”中的归有光，比较有成就。他为文上尊《史记》，下及唐、宋诸家。他的一些作品语言清新，亲切动人，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载道”的“古文”中抒写日常生活琐事和人之常情，使文章内容生活气息十分淳厚、充实。代表作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记》等。
嘉靖、万历年间，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提倡真性灵、真感情，反对虚伪浮夸之文，影响了湖北公安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的“公安派”以及晚明小品文的产生。袁宏道是公安三袁的中坚，他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正是在纯任性灵的主张下，形成了晚明小品文的创作潮流。其中著名的作家有徐渭、汤显祖、屠隆、三袁、钟惺、谭元春、张岱等人。他们的小品文大多依循“童心说”和“性灵说”的旨趣，体裁多为序跋、尺牍、游记，无不为任情适性之作。著名的如徐渭的《豁然堂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词》，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
明末，另有游记散文作家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平生不慕仕进，特爱游历，足迹遍及江、浙、皖、赣、著有《徐霞客游记》，文笔清峻，描写真切。明末复社文人中，张溥以文著称，其《五人墓碑记》最为著名。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诗人，也写出一些血泪凝成的爱国诗文。
刘伯温的故事
在民间神奇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觉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说。
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
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无量的），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救时之相
于谦小的时候，他母亲最爱给他梳两角之髻。有一日一位名叫兰古春的和尚看见于谦，便戏称：“牛头喜得生龙角。”哪知于谦机敏异常，当下便脱 口说道：“狗口何曾出象牙。”虽然回了和尚，但是年幼的于谦回到家中，还是让母亲不要再给自己梳两角髻了。过了没几天，竖着三角之髻的于谦 与兰古春再次相遇，兰古春又开玩笑道：“三角如鼓架。”于谦愤愤回了句：“一秃似擂槌。”两个对子让兰古春极为惊异，细观于谦长相，回到佛 寺对其师傅说：“此儿救时之相也。”而后来于谦在“土木堡之变”的应对，也正应了“救时之相”的箴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