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时域上分为清初散文及清中叶散文。代表性作家有清初三老（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清初古文三大家”（括侯方域、魏禧和汪琬）、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和姚鼐）。

学人之文

       以清初三老为代表，包括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三人都曾参加抗清活动，志在反清复明，明亡不仕。文学主张各有侧重，共同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三人都是第一流的学者，能文不为文人，文章以关系国家大事的论说文最为著名，如顾炎武的《郡县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这些文章言谈大胆，识见精深，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的还表现出进步的民主思想，对文采则不够重视。他们也写了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传记文，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文人之文

       以“清初古文三大家”为代表，包括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人的散文都富有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各人的风格则有不同。侯文以才气见长，富有激情，行文纵横恣肆，人称“才子之文”。传记文和论文书札都闻名于世。传记文以《李姬传》、《马伶传》为代表。魏禧为文强调“积理练识”，“有用于世”，长于议论，人称“策士之文”。汪文疏淡迂回，雍容尔雅，人称“儒者之文”。文章道学味较浓，生气不足，但也写了一些好文章，如《江天一传》。

       侯方域(1624-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复社成员，著有《壮悔堂集》。他的议论文纵横恣肆，气势磅礴。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这是在崇祯16年(即癸未年)侯方域离开南京去宜兴，行前写给阮大钺(即阮光禄，阮曾任光禄卿)的一封信。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阮大钺依附阉党倒行逆施，措辞婉转而锋芒毕露。他的传记文学写得更出色，如《李姬传》写秦淮名妓李香君，坚持正义，明辨是非，不畏权势所动的动人事迹，即着重截取李香君与自己交往的片断，真切有力地表现她与阉党的不妥协态度。

       魏禧（1624年3月2日～1680年11月17日），字冰叔，一字凝叔，号裕斋，亦号勺庭先生。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朝宗、汪琬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与兄魏祥、弟魏礼并美，世称“三魏”。三魏兄弟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合称“易堂九子”。

       汪琬（1624—1691年），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诞生了一个散文流派——桐城派，它的创始人方苞，继承者刘大櫆，集大成者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桐城派。他们的文论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其散文优点是简洁、严谨、质朴。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历官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代表作《狱中杂记》写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在狱中所见所闻。作者以亲身经历描述了清初司法制度黑暗和监狱阴森可怕的情景。文字简朴，因事见议，不多议论，体现了桐城派作文的特点。

       刘大櫆（1698－1779）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提出“神气”说。其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才气较足，奇宕雄肆，清丽多变，但有拟古痕迹。

       姚鼐(1732—1815)，刘大櫆弟子，字姬传，有室名惜抱轩，故世称惜抱先生，官至刑部郎中，做过考官和《四库全书》纂修官。他的游记写得尤佳，如《登泰山记》便是古代写泰山日出壮观景的最佳篇章。作者从云、山、海、日四方面落笔，动静结合，把日出的壮丽景色写得鲜明逼真。

       乾隆时期，袁枚、郑燮、蒋士铨等人是不受桐城派牢笼的名散文家。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写民族英雄史可法抗清爱国的英雄事迹，诚挚感人。郑燮的家书写得亲切质朴。袁枚的《祭妹文》和蒋士铨《鸣机夜课图》写对亲人的悼念和缅怀，哀婉真切，刻画精细。

       龚自珍的散文可分为学术论文、政论文和杂文三种，以前两类数量最多。总的倾向是“讥切时政”，如《明良论》，对封建官僚制度作了种种针砭和批判，言辞激烈。《病梅馆记》对封建专制压抑和摧残人材，也借“病梅”作了尽情揭露。其它著名散文还有《说张家口》、《说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

       到了晚清，散文的发展出现不同的趋势，一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二是新文体的出现。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得力于梅曾亮和曾国藩。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发表的《少年中国说》等文章，虽属文言，但内容广泛新颖、逻辑严密清晰、文字平易畅达，时人称为“新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