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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高 司 谏 书
    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与 高 司 谏 书
    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译文】欧阳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屈服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译文】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奇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译文】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译文】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译文】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译文】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译文】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正义凛然的欧阳修

        《与高司谏书》是欧阳修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写给当时左司谏高若讷的一封著名的书信。据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与高司谏书》宋晶如注:"宋仁宗景祐三年,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又为四论以献,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 

        信件起因是同情支持范仲淹,愤恨高司谏"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畏惧权势、落井下石的小人作为。当时,宰相吕夷简在位日久,政事积弊甚多,又任人唯亲。范仲淹批评朝廷,触怒宰相吕夷简,被贬江西饶州。当时朝廷较为开明的官员,都同情范仲淹,余安道为其辩白被贬,尹师鲁因支持其待罪。身为谏官的左司谏高若讷却不但不替范仲淹辩解,反而迎合宰相的旨意,对范大加诋毁。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这封信,痛斥了高司谏"不知羞耻事"的小人作法,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这封信嬉笑怒骂,极尽辛辣的讽刺,痛斥了披着君子外衣的"小人"高司谏,体现了诗人不畏权贵,挺身而出、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和娴熟的讽刺技巧的运用。 

    文章解析:论辩透彻的《与高司谏书》 

    巧妙的论辩结构 
        《与高司谏书》一文,作者通过层层铺排对比,直接戳穿高司谏虚伪、谄媚的面皮,言辞激烈而理据充足,是书信体议论文的典范作品。 

        开篇一段,欧阳修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 

        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之犀利,语锋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 

        与其说欧阳修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欧阳修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官,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更令人激愤不平。欧阳修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 

        欧文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历历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 

        欧阳修绵长深厚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出奇特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华,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欧阳修义正词严,理据充分,让对方无可遁形,真相毕露。 

    高超的论证方法 
        这篇文章采用层层说理的论证方法,先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叙事,虚写高司谏正直秉性,却以实写来揭穿其虚伪本性,前后文顿显跌宕之姿,行文灵活多变;后以横向对比凸显范文正与高司谏人格的高下,比较中杂有浓浓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剥茧,依情循理,对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从而使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证效果。 

        从语言风格上讲,欧阳修褒贬分明,直言不讳,把他的喜怒爱憎情感毫无遮拦地加以表述,情愤激越,体现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 

    文章集评《与高司谏书》 
        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此石守道四贤一不肖之诗所由作也。棱角峭历,略无委曲,愤激于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欧公亦贬斥矣。公是年只三十岁,气盛故言言愤激,不暇含蓄。" 

        宋•蔡襄《四贤一不肖诗》:"累幅长书快幽愤,一奏司谏心无疑。" 

        宋•黄庭坚《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观欧阳文忠公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 

        陈兆仑《欧文选集》:"高司谏一书,发之最激,而亦不掩其往复百折之常度。" 

    文学常识唐宋八大家 

    名称由来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柳"。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三苏、欧阳、曾、王)。 

    人物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柳宗元(公元773—819),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人。古称柳河东。二十一岁中进士,授校书郎,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在政治上他具有较为进步的思想,曾与刘禹锡等主张改革的文人参加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迁柳州剌史,四十七岁病逝在柳州,故有柳柳州之称。在文学上,他与韩愈等人一起,倡导古文运动,以"韩柳"并称于世。他的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斗争和人民的愿望,谴责了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矛盾。《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写景状物,多有寄托,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擅长诗, 诗风清峭。在哲学上柳宗元有《天说》、《天对》等重要论著,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根本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最高主宰。并提出天地、元气、阴阳不能"赏功而罚祸",抨击了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思想。但柳宗元对佛教妥协,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著有《柳河东先生集》。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苏洵(公元1009—1066),字明元。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少年时期不好学,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闭门苦读十余年,宋仁宗庆历七年 (公元1047)考进士及茂才异等,都不中,一气之下,烧掉了过去所写的文章,更加刻苦用功,后来,"六经"、"诸子百家"之文烂熟于胸,下笔便扬扬洒洒数千言。仁宗嘉佑初,与儿子苏轼、苏辙一同进京,晋谒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对其大加赞赏,并将他的二十二篇政论文呈献皇帝,一时间声誉鹊起,当时文士争相仿效。后授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今河北省文安县),死于任上。苏洵对《孟子》、《战国策》颇有研究,受纵横家言影响很大,形成了文风雄横奇肆,尤擅策论,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犀利,善用譬喻。著有《嘉佑集》20卷,另同陈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100卷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 一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进入仕途后, 坎坷颇多,一再被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历遭贬谪,动辄得咎,成为北宋朝廷党争的牺牲者。苏轼的思想构成复杂,总的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糅合了释、道二家观点的混合体。在文学、艺术上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散文方面,他继欧阳修之后,把宋代古文运动推向顶峰,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谈到文章风格时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正是他自己文风的写照。诗词方面,苏轼是一位高产作家,一生写诗二千七百多首,是宋诗的杰出代表;苏词开豪放一派,《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书法、绘画的成就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苏辙(公元1039-1112),字子由,又字同叔。四川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十九岁时(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 又同策制举。因仁宗年老,倦于政事,辙上书言其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几被罪。他与苏轼政治态度一致,因此一生很不得志。先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 出为河南推官。后因中书舍人李清臣主张起用王安石变法人士,他上书反对,宋哲宗先后把他贬到雷州、循州、永州、岳州。晚年筑室于许(今河南许昌市),号" 颖滨遗老"。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卒,年七十四岁。淳熙中,谥"文定"。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苏辙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他的文章"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而以策论见长,与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不如其兄,但"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近"。他又有"小苏"之称。著作有《栾成集》五十卷,又《栾成后集》二十四卷,《栾成三集》十卷,《栾成应诏集》十二卷,此四集均苏辙自编。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

        欧阳修字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与晏殊较接近,但也有不同处,如他有述怀、咏史、写民情风俗之作,题材较晏殊词广泛。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的生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1039)。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1040),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1054)。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1067),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1068),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 

        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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