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译文】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地推荐赞誉他。

    【译文】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译文】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像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译文】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像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有能辨别它的人。

    【译文】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译文】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柳子厚墓志铭》文章解析

    柳子厚，即柳宗元。韩愈较柳宗元长五岁，又迟卒五年。他们俩人可笼统地称之为朋友，若确切地说，只是“友”，而并非“朋”——不属一党。他俩是以文为友，在“古文运动”中， 虽各自为战，却遥相呼应，大目标是一个。 

    他俩曾在朝中一度共过事，之后书信往还，或支持勉励，或切磋辩争，均能相待以诚，个人之间的情谊很好。但柳宗元是王叔文集团的中坚分子，属改革派，顺宗朝推行了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改革措施，尽管不久即告失败；而韩愈则是站在这一派的对立面。因此韩柳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很微妙的。 

    本文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去世前后，韩愈正移谪为袁州刺史，是韩愈发自真情实感而写出的一篇佳作。 

   “墓志铭”这种文体， 一般是首先罗列死者的各项有关情况， 然后从隐恶扬善的角度出发， 对死者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韩愈却不顾流俗， 从自己同柳宗元的至深友情出发，真切而又委婉地对死者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文章先述柳宗元的“祖上之清芬”和主人公少年得意之时的情况， 接着叙述柳宗元的被贬原由。其中几多曲笔，颇含微词。因为韩、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是大相径庭的，于是就采用一种中性的笔调，比较委婉地表示了对柳宗元“误入歧途”的惋惜之情。同时也谈到柳宗元被贬之后毫不懈怠，刻苦攻读，终于学问精进的事实。 

    第四段着重谈了柳宗元的政绩。第五段对官场和世俗生活中尔虞我诈、乘人之危，甚至于落井投石的卑鄙行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鞭笞。最后用先抑后扬的方式评论了柳宗元一生的成败得失。 

    纵观全文， 可以感到两个比较含蓄的地方， 一是暗示了做人与作文的关系；一是暗示了做人与作官的关系， 合二为一， 也就是一个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 尽管段落较多， 但中心思想却很清晰。 
再者， 该文浸透了、倾注了极为丰沛的真实情感。由此， 愤激之笔频出， 不平之鸣屡见， 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程式， 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 

    这一点在最后一段非常明显， 铭文自古是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 可是此时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虽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这难道单单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 那么， 韩愈这三句铭文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在思想上，他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在哲学上，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在教育上也卓有成绩。他的伟大成就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中人物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与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汉族。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早年为考进士。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遭贬，元和十年（815年）春回京师，出为柳州刺史（所以称柳柳州），政绩卓著。后卒于柳州任所。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业，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