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 中 对
陈寿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译文】
    诸葛亮亲自在田地中耕种，喜爱吟唱《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和管仲、乐毅相比，当时人们都不承认这件事。只有博陵的崔州平，颍川（河南禹州）的徐庶与诸葛亮关系甚好，说确实是这样。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译文】
    适逢先帝刘备驻扎在新野。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这个人，是人间卧伏着的龙啊，将军可愿意见他？”刘备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只能你去他那里拜访，不可以委屈他，召他上门来，将军你应该屈尊亲自去拜访他”。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译文】
    因此先帝就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隆 中 对①
陈寿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②也。惟③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④，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⑤见，不可屈致⑥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注释】
    ①对：回答、应对。
    ②莫之许：就是“莫许之”。莫，没有人。之，代词，指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许，承认同意。
    ③惟：只有。
    ④友善：友好，关系好。
    ⑤就：接近，趋向。
    ⑥致：招致，引来。

文章解析

    《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是指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但《隆中对》提法并非由作者陈寿提出，而是由后人添加。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到隆中（今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第三次终于得见。《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军师，刘备集团之后的种种攻略皆基于此。 

文章结构
    本文记述了刘备拜访隐居隆中的诸葛亮的经过，着重记录了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刘备提出的战略对策，表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这篇文章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1-2自然段）先介绍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和政治抱负，暗示人物的不同凡响。再写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以"卧龙"比喻诸葛亮的处境和才干，为诸葛亮令人折服的隆中对作有力的渲染和铺垫。 

    第二部分（3-4自然段）是全文的重心。先略写刘备三顾茅庐和问计，突出刘备的诚恳和谦逊，正是刘备的诚意博得了诸葛亮的信任，为诸葛亮献策提供了感情基础，然后转变入最精彩的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的对答在意思可分两层。一是形势分析：曹操不可争、孙权不可图，荆、益可以取。二是为刘备确定战略方针：立足荆、益，三分天下，联孙抗曹，革新政治，待机统一。这段议论，论据充分，论证谨严，高瞻远瞩，知彼知己，分析透辟，雄辩服人。今天读来，仍仿若置身江岸，望智慧之波，滚滚而来，为之一快。 

    第三部分（5-6自然段）以关、张的"不悦"，反衬刘备对诸葛亮的器重和信任，再次从侧面烘托这次对答对刘备的深刻影响，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军事、政治才能。人云：燕赵多奇士，草野伏英才，信然。 

写作特色
    本篇写刘备到隆中拜访诸葛亮时，两人对时事的分析探讨。文章虽不失史家笔法，但又非一般史笔可比，其写人叙事，显示出浓厚的文学意味。文章基本由两人的对话组成，一问一答，此起彼伏，饶有波澜，非但声势夺人，即人物个性特征，亦呼之欲出。如写刘备："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识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里面，既有落魄者的自怜，也有败北者的哀叹，既有志大者的高傲，也有求贤者的卑微。总之，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与刘备复杂的身份相合。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形象则更为鲜明，在那一大段纵横捭阖的议论中，一代名臣的深谋远虑，初出茅庐者的踌躇满志，遭遇知己者的兴奋，都历历如现。正如宋叶适所说："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耳，要终胜固也。" 

    《隆中对》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精辟分析了天下形势，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讲这番话时，三分的局势并不明显，他认准了刘备能与孙、曹鼎足而立；第二，指出了实现三分天下的途径，这个途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避实就虚"。第三，规划了建立霸业的战略和政略；第四，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总之，《隆中对》是古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具有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隆中对》的失误之处在于"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自从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这个局面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先是孙吴索要荆州，接着发生了孙吴出兵荆州南三郡之事，刘备、孙权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虽然刘备做了很大的让步，使荆州危机暂时缓解，但到建安二十四年，荆州便落入孙吴之手。蜀汉"跨有荆、益"的局面仅维持了五年便宣告破产。正如三分天下的实践证明《隆中对》思想所包含的科学性一样，"跨有荆、益"的失败也说明了《隆中对》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因素。 

陈寿和《三国志》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少年好学，曾师从著名史学家周谯，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在蜀汉王朝担任过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凡不巴结黄皓的朝臣，多被贬抑和排斥，陈寿即是其中之一。至西晋时，初仍不得意，沉废累年，后经张华推荐，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出为平阳侯相。由于整理诸葛亮的文集有功，提升为著作郎，大约就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三国志》。陈寿所处的时代，是三国末和西晋初。263年，司马昭遣兵灭蜀，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后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陈寿在西晋生活了三十二年，因此，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十分熟悉，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这样对他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陈寿在周谯的教育和影响下，对研究历史发生极大的兴趣，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撰成《三国志》。 

    《三国志》共有65卷，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60年间的历史。其文笔简约，以一些传记文写得较生动精采。如《诸葛亮传》、《张昭传》、《周瑜传》等。他在《志》中所记载叙述的历史故事，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历来对《三国志》的评价有毁有誉，但肯定的多，而否定的少。由于陈寿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见到《三国志》稿本的人都称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将他比之于司马迁、班固。陈寿死后，范頵上晋惠帝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事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刘勰《文心雕龙》把《三国志》比之于《史记》与《汉书》。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征引繁博，补充了大量史料，弥补了原书简略之不足。其后为《三国志》补志补表补注者颇多，近人沔阳卢弼，遍搜前注，精心考证，别择去取，撰成《三国志集解》一书，为目前最为详尽的注本。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