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道 之 行 也
《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译文】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施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所以人们不单单赡养自己的父母，也不只抚养自己的儿女，让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成长，让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捡起来）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再兴起，所以（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不用关闭，这所说的就是理想社会。

文章赏析

    本文是《礼记·礼运》开头的—段话,主旨是阐明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大同。 

全文分三层: 

    从"大道之行也"到"讲信修睦"是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道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意义抽象而复杂，有时候指万物的起源之地，有时候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此处的"大道"可以理解为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而根本问题在于要"天下为公",也就是说政权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在这个根本大前提下,才能做到由社会成员"选贤与能",而不至于任人唯亲。社会成员之间也才能建立起"讲信修睦"的良好关系,从而防止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行为发生,使社会保持和谐安定。 

    第二层阐述"大道之行"的社会基本特征。"故人不独亲其亲……不必为己。"人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关爱，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使全社会亲如一家。各年龄段的人群都各得其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一层还特别提到对弱势人群的关爱，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要实施生活保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男有分,女有归",男人有稳定的职业,女人能及时婚配,有和和美美的家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并无贪占之心；"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尽力为社会工作,以不出力或者少出力为耻,却并非只有为私利时才起早。 

    第三层总结全文。从"是故谋闭而不兴"到"是谓大同。"这一层以现实社会的丑恶、争斗和动荡跟儒家理想社会作对比,描绘出一个以"外户而不闭"为显著标志的和谐、安定、幸福的"大同"社会。为实现这一理想,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都曾燃起为之奋斗终身的烈火。 

思想影响大道之行也--思想影响 

    文章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甚至带有些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桃花源，自从"天下为公"的理想提出后，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封神演义》中记载过这样的故事：武王想讨伐无道的纣王，但碍于君臣关系而踌躇不已。姜太公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是对"天下为公"四个字的最好注解。《水浒传》中描写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蓝图同样是"天下为公"四个字的翻版。可惜，在封建社会的王权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永远在鲁迅先生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打滚，"天下为公"四个字只是句空话。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着四个字而奋斗，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今天，实现"天下为公"这一伟大理想的重任又历史的必然的落在了新一代仁人志士的肩上。

《礼记》的编订者--戴德、戴圣

 《礼记》编订者--戴德、戴圣 
    戴德，生卒年不详。字延君。西汉时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又据《成安县志》为魏郡斥丘（今河北成安东南）人。汉代著名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 "的开创者，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也叫“太傅《礼》”。曾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的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今残。戴德和《小戴礼记》的编纂者戴圣（戴德之侄）都是西汉经学家后苍的弟子。 

    戴圣，西汉官员、学者，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生卒年不详，字次君，世称小戴，西汉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任九江太守，今本《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戴圣编。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该书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