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高 梁 桥 记
袁宏道

    高梁桥在西直门外，京师最胜地也。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精蓝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当春盛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

   【译文】高梁桥在西直门外，是京城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两条河夹着堤岸，垂杨柳蜿蜒了十余里，水流又急又清，鱼沉到了水底，鱼鳞和鱼鳍都看得清楚。佛寺星罗棋布，红楼朱塔，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美丽。而从西山为游人所设下的坐席上看到的景致早晚都不一样，仿佛是故意用来娱乐游人的一样。当春意正浓时，城里的达官贵人，只要不是特别的没空都会来这里游览一番。 

    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游。时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趺坐古根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具。堤上游人，见三人枯坐树下若痴禅者，皆相视以为笑。而余等亦窃谓彼筵中人，喧嚣怒诟，山情水意，了不相属，于乐何有也。少顷，遇同年黄昭质拜客出，呼而下，与之语，步至极乐寺观梅花而返。

   【译文】三月一号那一天，带着王袗和和尚寂子一起去游览。当时的杨柳刚刚抽芽，山色雾霭冥蒙，水与河堤齐平，两岸音乐声不断。盘腿坐在古树根上，把茶当作酒来品饮，绿树浪影好似劝人畅饮的音乐和锦帛一般，清清的水让我产生错觉，仿佛鱼在天上飞，鸟在水里游一般，人来人往，也好似这景致的一部分。河堤上的游人看到我们三个人呆坐在古树上，像傻和尚一样，纷纷相视而笑。而我们是在笑他们在这里设下宴席，喧嚣怒诟，和这美景丝毫不相衬，也不知乐从何来。过了一会儿，遇到了同一年登科的黄炜，叫他下来，与他交谈了一会儿，步行到极乐寺观赏了梅花，接着就回家了。

清新明快的游记

--关于高粱桥
    高梁桥位于海淀区西直门外偏北半里左右，是北京西郊历史上一座名桥，是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外所建石桥。 

    明清之时，这里古刹林立，水清见底。当时都城中王公大臣、男女老幼，每至夏季，坐在两岸绿荫下，桥头酒肆、茶馆，游客盈门，为京师郊外一胜景。在巍峨的西直门城楼上远眺高梁桥，长河似玉带，白桥跨碧水，绿荫藏酒肆，古刹连西山。近观高梁桥，桥下，柳浪飞燕逐清波；桥上，行人车马如穿梭。出城、进城必由此经过，故这里热闹非凡。侧看高梁桥，则又有小桥、流水、人家之感。楼、水、桥、人构成了燕山脚下一幅"清明上河图"。 

--文章风格
    虽然袁宏道和袁中道都写的是高粱桥的景致，而且同为三月，作者又是亲兄弟，但是感官却极为不同。袁宏道写的《游高粱桥记》主要赞美高粱桥初春的景色，而袁中道重在借景抒情。 

    本文在赞美高粱桥的水流急而清，清到鱼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使用了侧面描写，从效果上着笔写水清。第一段概括称赞高粱桥的美好。第二段叙事记游，表达了自己高雅脱俗的乐趣。

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

生平简介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文学主张 
    袁家三兄弟是公安派的代表人物，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