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开动京城仅仅是因为国色天香吗？

       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风姿，都洋溢着成长的欢愉，隐含着生存的努力。然而，在这百媚千红当中，唐人却偏爱牡丹，爱它的华贵与雍容，爱它的红艳与热情。诗人唤它作“百花王”，夸它是“天下无双艳”，甚至想把它放在枕边，在夜深的时候，说相思，诉缱绻。
       刘禹锡曾经写过一首《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芍药花开也是百步香，芙蕖照水更是玉立婷婷。而刘禹锡却觉得它们一个妖冶没格调，一个冰冷少情韵。这里显然是用了一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来突出牡丹才是真正的天香国色，以至于“花开时节”震动京城。
       每到暮春，在长安的“三条九陌”之上， “万马千车”就像发了狂一样，奔向花市、寺庙、道观。凡是开满牡丹的地方，都是游人，挤不进重围的，甚至还要登高爬墙。
       牡丹那硕大的花朵，就像一团烈火，有着一种跟大唐盛世相匹配的精神和气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凡是我们发现具有生的意味的一切，特别是我们看见具有生的现象的一切，总使我们欢欣鼓舞，导我们于欣然充满无私快感的心境，这就是所谓美的享受。”人们像照镜子那样从牡丹身上看到“生的意味”、“生的现象”，感受到时代的蒸蒸日上，从而获得美感。
       这种美感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跟审美上的满足。元和年间的名相裴度，久病不愈，暮春游园，看到牡丹还未绽放，倚栏惆怅，想到自己“不见此花而死”，悲从中来。幸好，第二天，一丛牡丹先开，裴度拖着病体去赏花，看一看这娇红嫩紫，总算是感慰老怀。三天后，他安然辞世。
无论是刘禹锡还是裴度，对自己赏牡丹的感受，并没有什么细致的描述，但它会不会跟歌德站在拨地而起、直上云霄的哥特式教堂前的感受差不多呢？后者说他的灵魂“装满了一个伟大而完整的印象，而且由于这个印象是由千百个和谐的细节组成的，我能够享受和欣赏，但无法理解和解释”。
是的，强烈的心灵震颤，的确难以解释，但如果我们只把牡丹花开动京城的原因，解释为它国色天香，恐怕会把更深层的原因给忽略掉。为了能寻找真相，我们应该要不时地提醒自己：这个就是唯一的原因和答案吗？
       单单靠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就能造成“动京城”这样的盛况吗？
       牡丹花期不过二十多天，唐人的“爱花心”，使得供远远大于求。商品的定价从来都不是由成本决定，而是取决于供求。为了能得到牡丹，“一国如狂不惜金”。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韦伯伦商品”，一般商品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而这种商品价格越高，需求越大！人们买韦伯伦商品是为了炫耀，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同。爱马仕的柏金包，成本不过800美元，而最贵的要卖到30万美元。跟柏金包一样，牡丹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株卖到几万钱根本不算什么， 像姚黄、魏紫这样名贵的，非得用黄金玉饰和宝马雕车来交换才行，有的甚至价高到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地步。
       以前人们花钱买花，随着牡丹热潮的汹涌，最后花本身就变成了钱。17世纪的荷兰也出现了郁金香热，三株郁金香可以换一栋房子，后来那栋房子被改建成教堂，其面积之大，可想而知。
从最初的玩赏，变成痴狂，再到投机，推高价格，牡丹依然姹紫嫣红，依然是“万万花中第一流”，但相信人们在赏花时的那种从容悠闲已经被战战兢兢所替代。郁金香为防贼，曾系满铃铛，牡丹也是这样。那花枝所承载的已经不是诗情和美感，而是炫耀与特权。
       在花开时节，当牡丹再次降临人间的时候，有的人从它的国色天香里，获得精神的享受；有的人从它的高不可攀中获得身份的认同；有的人从它的价格波动上，获得不菲的收益。总之，京城的各个阶层都卷入其中，在盛世的狂热里，暂时忘却了危机。